中国生观光农林网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符合中国国情？自今年10月19日起，澎湃开设了三农问吧，邀请我为吧主。问吧开张后不久，问题如泉涌，读者提问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期。许多问题来自农村一线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也来自在城市打工、心系家乡的游子们。被大家踊跃提问的热情所感召，也出于对祖国三农命运和前途负责的精神，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多次组织人民食物主权网络的同仁们就读者们关心的多方面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深入探讨，在农村教育等问题上我们也请教一些相关领域的同行。食物主权的同仁们既为读者们的分享和共鸣所感动，又倍感任重道远。我和食物主权的同仁们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三农问题的专家，而是希望问吧成为大家共同关注、交流三农问题及其出路的一个平台。
文内图来自 东方IC
当前的问题，民众的担忧
提问：严先生你好:我是位农区（的农民），对于今年农村的现状，也就是农民丰产不丰收，您有什么看法，粮价断崖式下䟩跌，农民种啥啥赔钱，农民的出路在哪里？种粮的政策补贴远跟不上种粮成本的上涨速度，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我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但我们子孙还是农民，他们又该怎么办？作为农业大国如何如何稳定民心？
严海蓉：老人家，您的忧国忧民之心我也能感受到。国家现在是让市场在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这个市场是和国际接轨的世界市场。发达国家受到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对我们的粮价形成冲击，而我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在粮食价格的补贴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目前已经几乎没有额外的补贴空间了。这种以国际压力倒逼国内粮价改革的做法，对我国的食物主权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值得进行反思。在目前这种粮价越来越由市场说了算的体制下，如果还想保住国内的粮食产业，而不是放弃粮食主权、依赖粮食进口的话，恐怕最直接可行的政策就是对国内的粮食加工企业进行补贴，刺激其收购国内生产的粮食。但是政府是否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政治意志，以及在经济增速放缓且政府债务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做到这一点，是个很大的疑问。
提问：请问严老师，在现在这种经济整体下行趋势的情况下，粮食价格的涨跌趋势如何？前段时间，小麦价格从 1块2 毛多跌到现在的 8毛多，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单纯市场调节的结果吗？粮食价格国家有干预吧？不是说有保护价吗？跌了 4毛多，这让很多农民无法接受，辛辛苦苦的到最后利润所剩无几，这对农民不公平。
严海蓉：我同意你说的，今年三大主粮收购价下跌，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对农民不公平。我理解国家政策“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意味着国家保护调控能力减低，粮商和粮食加工企业（国内和国际）的话语权增大。
提问：严老师，为何种地，一亩地可能一年只能赚一千或者两千来块钱，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的？
严海蓉：农民增产不增收。市场经济其实很难勤劳致富。农业投入（如农药化肥种子）上涨，是市场化的结果。农业产出时时掉价也是市场化的结果。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业的市场风险也越来越高。
提问：向上数三代人都是农民。但是农村发展失衡了。我的老家河南农村没有实现机械化和大面积种植。都是各家七亩地各自种植。河南省政策多变也导致农村建设烂尾，新农村建设的房子农民买不起，各家还是自己盖房。红富士苹果 1.5元统一被收购但是到城里卖 5元。玉米也是1元低价收购。我学金融，请问您下建议。
严海蓉：您说的情况很普遍，在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存在。据估计，农业的利润有 2/3在流通和加工环节。我认为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越发达，农民的收益越会遭到压缩。这是因为市场里面都是逐利的主体，农民在底层，又没有组织化，最弱势，所以最容易被挤压。我觉得如果要根本扭转这种现象，我建议国家应该 1.允许建立农民协会；2. 重新启动农村供销社系统，负责农产品流通；供销社系统为非营利或微营利的机构； 3. 由农协主办农村供销社系统。这样可以改造我们现有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提问：现在中国的粮食真的够用了吗？为什么大片的土地都盖楼了，搞开发了，难道农业生产不重要吗？
严海蓉：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总体在 80%多些。各省的情况不一。广东、浙江等省粮食自给率较低。粮食安全依然是国策。但是国家长期以来追求 GDP的发展，各级政府很有动力向沿海地区学习，通过“圈地”搞跳跃式发展，因为他们发现用土地种房子、种工厂，比种粮食带来更多的 GDP。
提问：三农，表述为农业，农民，农村！农业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农民获得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业资本化伴随农民再组织化并解放大量劳动力！我认为，三农问题应当通过资本化，保障农业。通过城镇化和养老，医疗，教育等使农民获取更好发展机会！对农村建设暂缓，最终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口。
严海蓉：城镇有效吸收的劳动力是有限的。农业资本化不是解放大量劳动力，而是制造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有一些本来是农业可以吸收的。技术进步本来是可以造福劳动者的，但是在资本逐利的制度安排下失去了本来的宗旨，导致了排挤工人、制造失业和在业者劳动条件恶化的后果。资本逐利主导下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只会使费用上升，养不起老，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我们需要区分资本和资金。政府在这些领域投入公益性资金，和让私人资本把它们作为盈利的产业来发展完全是两回事。
提问：现在有私人老板承包了我们这里上千亩地来种粮食，机械化生产，但很多说是不能赚钱的，为的是挣政府的补贴，这样有持续性吗？
严海蓉：您提的问题也是目前研究者们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在不同地方的调查的确看到不少老板下乡包地后惨败而走的案例，但是，也开始有一些公司和大户在试错中摸索出他们自己的经营策略，能够从农业中盈利。不排除有一些老板或者企业包地是为了骗取政府补贴的情况，不过我们的调查也发现，在合适的经营策略下，即便没有政府补贴，公司和大户能从包地中赚钱，并且正是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至于这种形式能不能持续，要看怎么理解“持续”。如果大户能赚钱，就表示可以持续，这是我们深为担忧的一种“持续”。我们在和其他网友的讨论中也提到，土地大面积集中，必然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被排挤出去，而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公司和大户经营的“可持续”，恰恰是一种没有基础的“持续”。
提问：严老师好：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曾经当选过民选村长，经历过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很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中国农村要怎样发展才能真正惠农？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是可以降低农产品成本节约劳动力，但农民要何去何从呢？
严海蓉：感谢您结合做村长的亲身经历来和我做交流。我理解的真正惠农，应该是让大多数农户都能得到发展的实惠，这样的话，就不能选择以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思路，因为这样的思路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使发展的好处为少数拥有资本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所独享。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虽有节约成本的好处，但如果是由资本来做这样事，那么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就会变成失业人口，需要另谋出路，是否能谋到就很难说了。如果由集体经济组织来做这事，那么节约下来的劳动力要么可以转入集体经济依靠农业收益逐渐兴办起来的非农产业，要么继续留在农业岗位享受更短的劳动时间。这才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提问：又想搞城市化，把人都弄到城市里去，又想守住耕地红线，怕没人继续种地，国家是怎么想的？！
严海蓉：国家是鼓励“新型经营主体”经营农业，鼓励普通农民进城。翻译成老百姓的话是，“有钱人种地，没钱人打工。”这样下去，我担心就会是：农业资本化，农民无产化。在目前情况下，小农经济不能保障农民生计、小农经营农业也是化学农业（大化肥、大农药、农膜），应该变革。然而，资本化农业、化学农业是农业可持续性问题的答案吗？是粮食安全问题答案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国家应该倡导社区生态农业，让农业创造就业，让农业创造有品质的产品，让社区经营农产品加工，让农民兼业有合理的回报，让农村社区恢复人气。单家独户在生态农业上没有优势，在市场经济里没有优势，因此生态农业需要农户的联合，在社区范围里推动。安徽亳州有一些年轻人，就在推动合作社，推动生态农业。
提问：严老师，我一直有一个困惑，能不能研究或者建个模型，假设城市工业化发展依然能吸纳足够的农民工就业，比如15年后，农村现在种地的老人基本种不了地了，年轻人觉得打工比种地划算不回来种地，那么谁来种地？是能人大户农场主，还是农民组织的合作社，我觉得被破坏的农村政治生态已然不能支持后者。
严海蓉：我同意您说的。不仅是农村政治生态，还有整个的经济生态使得农民组织的合作社越来越难生存。引用一个来自基层看法：“当前农村，有规模有效益的项目，农业龙头企业在做；小规模有效益的项目，村庄中致富能手在做；有利可图的项目，村庄中小商小贩则是无孔不入。市场上已经形成各自完整的利益链，逐渐形成垄断利益；村庄中占70％-80％的分散农户只能靠出卖原材料和劳动力获得利润。......有些事，在村里已形成垄断利益，是一群特定群体的‘盘中餐’，合作社触动了这部分利益，组织者就会受到刁难，甚至报复。”
尽管大局如此，我认为应该在条件还可以的地方（在夹缝中）还是要尽可能地发展农民组织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暂时不能改变大局，但是他们或可以成为探索未来良性发展的小根据地。
提问：我是农民。国家搞合作社很多都是贪图国家补贴来的，有能力租赁土地的都是有钱人，真正为老百姓的没几个。你认为农村土地流转该如何进行？怎样保障双方的利益？粮食价格下滑，蔬果盲目性种植，都影响农民增收。请问政府该做什么？一些好的政策落实不到农村老百姓身上，比如：回乡创业，小额贷款。
严海蓉：你说的现象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在东北，我看到一个村领导领办的合作社，覆盖了全村，村领导全心全意为合作社，农民从合作社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在山西永济，有郑冰带领的农民综合性合作社，也做得有声有色，还吸引了不少大学生扎根农村。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很有意思，也希望对你有启发。
提问：严老师你好！请问下你所倡导的合作社模式，国际上有哪些成功的范例么？或者说除美式大农场模式外，世界上还有哪些成功的现代农业模式？谢谢！
严海蓉：我曾经拜访过挪威的奶农，了解了他们的合作社。在一篇文章里，我有这样的介绍：在挪威，奶农通过全国性的行业合作社维护了生产者主权。其生产者主权的保障有三个条件：一是有保护的市场。挪威的奶农和合作社自觉抵制欧盟自由贸易，因此国内的生产者拥有80% 国内市场份额。二是有预期的价格。每年年初，代表奶农的合作社与超市就奶制品价格和供应量达成协议。三是有计划的生产。每年的需求量经由合作社根据过往的养殖规模分配到各农户，因此农户根据配额进行生产，且因为在年初就已经知道价格，因此他们对一年的产量和收成都有稳定的预期。有保护的市场（不是开放的自由市场 ),有预期的价格，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计划经济。这种计划性的生产和流通，是以农民的高度组织化为基础的。
提问：严老师，我一个长期从事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工作的干部，你提出诸多观点很深刻，完全突破旧有思维，有一语惊破梦中人的感觉。我曾主推过一个地区的合作社建设，虽然发展了一千多个，相当难，一是没有带头人二是农民动员难三是运作难四是空壳多，这个是表面问题，我需要弄清背后的深层问题，您能给个建议吗？
严海蓉：您好！我很敬佩您进行尝试和实践。我做过不少合作社调研，现在还在做，有一些想法可以和您分享和交流。一、缺少有公心、能坚持的带头人，是因为我们的主流社会现在已经不能产生和培育这样的带头人。二、农民动员难是因为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和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农民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农民的合作精神、集体主义几乎消失。三、运作难，是因为要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而且，合作社往往能人说了算，农民被合作，参与程度低；四，空壳多，是因为国家扶持资金的诱惑很大，造成大量的投机行为。我和学生合写过一篇文章，“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见这里：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86/c8
提问：农村的青壮年都在努力到城里挣钱、扎根，农村人口逐渐缩小；田地里，大型机械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劳动力。中国的农村将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是否将成为欧美式的大农场 +小城镇的模式？
严海蓉：政府和主流希望推动农业规模化，节约化，资本化。但是我国地区差异颇大，规模化这在有些地方能实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难以实现规模化的地方，我们看到土地抛荒的情况，耕地非农化的情况等等。美国大农场的模式有它自身的问题。建议你看看获奖纪录片，《食品公司》，该记录片真实地展现了美国农业的一些问题。前车之鉴。
提问：中国大豆惨败，可是黑龙江的农民似乎不焦虑，反而转种玉米去了。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到底有没有保护本土大豆的需要？如果有的话，应该如何动员农民继续种大豆？
严海蓉：我们不能期望农民承担大豆惨败的责任，这不能说是农民的问题。国家设定的关税不能有效地保护国产大豆，加工企业追求廉价的进口大豆，消费者也没有保护国产大豆的意识，这些也都是导致国产大豆减产的因素。中国是大豆的故乡，豆制品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日常食品，我们的确应该保护本土大豆。我认为国家应该在黑龙江等大豆主产区设立保护区，以销定产，保证农民的产出有市场，有收益，农民就会再种大豆。
提问：农业现代化，必然是品牌化规模化，大资本运作。您同意吗？这样一来农民怎么办？土地流转规模生产，效率提高用不到那么多劳动力，农民的前途在哪里，都进城吗？
严海蓉：农业现代化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大资本的土地流转与机械化生产，二是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目前的集体经济可以搞农牧结合，甚至农业和副业结合。
出路何在
提问：开设这个话题很有意义，中国顽固存在的小农经济到现在看还是农民的穷根子，也是中国的穷根子，怎么挖掉这个穷根子呢？
严海蓉：挖掉穷根子是有办法的，但可能“良药苦口”：1.农村农业需要合作化，以合作社、新集体经济来组织农民，目前用私人资本排挤、消灭小农的方法不可取，因为资本不会顾及农民的生存权；2.在农村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在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国家予以扶持。
提问：虽然国家一直在关注农业问题，可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改观。生活提高是中国整体的现象，但是农民依然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为了现代化破坏山清水秀好环境，越发失去自身优势，您觉得农民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
严海蓉：与80年代的农民相比，今天的农民面临着更多的自然风险——30年来掠夺式农业已经破坏了土壤、水等自然资源，也面临着更多的市场风险——增产不增收。突破口在于 1.走生态农业之路，才能有可持续的农业； 2.走以销定产的计划经济之路，才能保证农业产出有销路，有收益。这需要政府扭转目前的农业发展方针，重新设定农业的发展道路。
提问：严老师您好：我想了解一下，以前的农业都是手耕时间，人多力量大！现多半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劳动力远不需那么多，剩余的劳动力都是年轻人多，而现在是年轻人多半不愿吃农业劳作的苦！从而造就了一批好吃懒做的风气，多数人聚在一起就是赌博！更严重是吸食毒品，剩余劳力对社会的影响政府如何去正确引导？
严海蓉：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给农业的定位。我们需要生态农业，需要农业创造就业机会，带给社会高品质的产品。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是我们需要的公共品，农业应该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介入和扶持，需要在文化上重塑农业和农民的地位和价值。但是，政府把农业越来越推向市场，推向规模化，而规模化排挤农村劳动力，而现在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渐下降，导致农村逐渐面临失业、半失业和无业、看不到前途的劳动力。
提问：严老师，您好！中央政府连续十一年发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发展，可见农业的基础地位之重要，国家之重视。但是，恰恰越强调重视发展的行业越是弱势行业，地位不见改变。国人更是从观念上轻视农业从业者，追捧金融IT所谓高大上行业，这无疑阻挡了许多有志向服务三农发展的年轻人，也让新一代的农民问题。
严海蓉：我认为目前中国三农问题足够严重，如果要走出这一危机，必须在路线方针上有重大调整。我的建议：
1. 针对当前化学农业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国家和社会应该摒弃化学农业，走生态农业道路。
2. 针对市场竞争无序，市场失灵，农产品滞销，生产过剩的情况，我们应该加强农业的计划性，以销定产，建立农协和消协，供需合作，使得农业有合理的回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路线是错误的。
3. 针对农村凋敝、公共事业瘫痪、农民合作困难的困境，应该鼓励社区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以社区为基础发展农产品加工，使得农民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兼业”。继续强调分田到户，已经阻碍了社会和生产的双重发展。
提问：农村土地可否利用股份制，土地入股，集体经营？
严海蓉：这种做法，很多年前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广泛实施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土地入股，集体经营，农民分红，绝大多数农民不再关心土地是如何开发利用的，也不会参与日常的经营，只关心自己的分红情况。事实上，农民作为集体经济成员，有众多的权利，包括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农民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在股份制的情况下，农民的身份已经简化、弱化、虚化为一个股东身份。长此以往，对农民的民主参与是不利的。
提问：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这是你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吗？
严海蓉：很多事情恐怕没有你说的”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这九个字那么简单。计划经济如果不能和群众路线和民主参与相配套，就会变成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公有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以及劳动群众在基层的参与式管理做支持，也会失去其本来意义。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思路中，不仅有劳动群众民主参与基础之上的集体经济+计划经营这样的制度变革内容，也有扶持推广生态农业这样的技术改造内容。
提问：严老师~看了您的回答，工业化农业和生态化农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后者更好？为什么现在在向前者发现？
严海蓉：工业化农业是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搞农业，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工业的生产模式，追求规模化、规范化和效率。这种工业理念造就了它的一些现实特点，包括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或牲畜养殖；耕作机械化；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地膜、抗生素等化学用品；使用杂交和转基因品种；等等。工业化农业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比如食品污染、水土污染、土壤板结、生态失衡、加剧能源危机、其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排挤小农等等。
生态农业不同于工业化农业的工具理性、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思维，它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将自然的因素纳入考虑，追求人和自然均健康平衡发展的状态。其具体做法包括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转而利用昆虫天敌或物理驱虫的方式，机械除草方法，利用植物和动物粪便发酵的农家肥；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等等。生态农业避免了工业化农业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使农业生产具可持续性。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农业产出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优胜于工业化农业。
澎湃新闻曾经刊登过学者彭召昌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更翔实有力的分析：“未来的收成究竟靠什么？——工业化农业与生态农业的对比” http://www.shiwuzq.com/food/rights/producer/2015/0718/2546.html
提问：严教授您好！农村问题复杂。撇开生态，污染，公共服务产品等问题，农民增收应该是核心问题。不管是温铁军，李昌平和您的建议，还是美国模式，欧盟模式，东南亚模式，解决此问题都难。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养活亿万高收入的农民吗？转移劳动力从事工业，同时拥有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收益。才是出路，您说呢？
严海蓉：您说得很对，农业和工业要并重。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农业和工业本身之间进行取舍，而是用什么思路发展农业和工业。是资本主导的思路，还是人民主导的思路。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围着资本利润的指挥棒转，还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思路摆正了，农业和工业就都可以发挥好各自最有效的吸收劳动力的作用。
提问：因为农村回不去了以及不愿意回去，年轻人留在了城市，这也是农村的现状，留不住人。中国的农村没有欧美的美好，要么风光无限，要么机械化大生产，更多是脏、乱、差，土地被一片片分割，难以有效利用，生产缺乏技术和环保，产品卖不出钱，土地被任意污染，特别是塑料污染，这些问题，不知何时能解决啊？
严海蓉：我认为问题的根本是我们把农业放在什么位置上，怎么给农业、粮食定位。我们还是以重量经济看待粮食，单纯追求粮食的重量，而不是质量，用市场的方式运作，结果一窝蜂，结果农业成了赌博，农民常常面临亏损的市场风险。其实农业依靠自然资源，适合计划经济，不一定是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以销定产，让农民能放心地种粮，有合理的回报，消费者有安全的农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提问：严老师你好！现在农村年轻人 90%的在外打工，剩下的就是 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好多村都成了空壳村，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该如何实现呢？
严海蓉：我认为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缺乏人气的问题，更是一个道路方针的选择问题。指望资本下乡、农村能人来建设新农村是很不靠谱的道路设计，这个道路会排挤和消灭广大的小农户，使得他们自己种不起地，只能外出打工。新农村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但是现在的路线是把群众往外推（城镇化）。
提问：严老师你所说的农业走集体化，能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试问农民不打工，都在家务农，农民能富裕吗？你有什么妙招？
严海蓉：如果农业真的走集体化，那么农村就有可能通过农业的公共积累，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农民可以就地打工，亦农亦工，农民增收就多了一条路。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农村集体经济村庄，就是走的这条路。
提问：我长期在农村工作。我认为当前中国农业的现状: 一是小、分、散的模式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二是生态农业只是空中楼阁，以目前之现状，根本不可能大范围实现，不建立有秩序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只会片面追求亩产效益，忽视安全。三是新一代农民已离开农业了，农业在家庭收入上是副业，厌农务农的多。
严海蓉：我大致同意您说的现状。我想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探讨的，一是现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二改变现状的出路在哪里？
提问：严老师，我读过您的文章，您说资本化会对农业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没有资本化，中国农村的出路又在哪。华西村的经验不能借鉴吗？
严海蓉：主流所谓的资本化，是少数人把资本投入农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周家庄的经验（华西村没有什么农业可言吧，所以我以周家庄为例）则不同。周家庄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集体投资，收益共享，是农村社区成员共享的现代化。这和主流的农业资本化有很大的不同。
提问：严老师，作为基层农业工作者，很高兴见到您这种真心关心农民农业农村的学者，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我也登过，但无论是您的问答还是论坛上的文章，以我个人经验来看，大多都不太切乎实际。我们需要的是一定程度上的普遍试用经验，您的一些例子有些有其特殊性，有些可能只是当地大力扶持的点位。
严海蓉：我提供的例子的确有其特殊性（但似乎没有当地大力扶持的例子），现在做得好的案例的确是个别的亮点，点还不成线，更不能成面。这是大环境使然。但是个别的亮点多一些，我们的鼓舞就大一些。我也希望有可以普遍试用的经验，但是我们现在的大环境还不能使得个别的经验遍地开花。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这些已有的亮点，希望推动大环境的转变能带来使亮点多起来的条件。
提问：1.在中国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学者常常推荐学习日本农协、中国台湾农会。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里，农民组织化是不是得发展出自己的模式？您觉得会有什么不同？2.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农民组织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3.我看到资料讲它们很多好的一面，但他们的三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谢谢。
严海蓉：您提的问题很好！最近食物主权网站和微信推出了一篇张玉林老师的文章，题为“日韩台三农危机教训，警惕农村发展‘现代化’陷阱”。 日韩台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也导致了严重的三农危机，文章指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通常被看作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的样板。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都处于难以维系的状态，“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实际上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粮食大量依赖进口，农村的空洞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伴随着“新娘短缺”导致的“外籍新娘”的涌入。它是“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结局。因此，我们要看到日韩台也面临的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他们不能片面乐观。农民组织化，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历史经验，还有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参照，理应走出一条自己的组织化的道路。
提问：你作为三农问题的专家，是如何保证你的观点客观的？你的三农包括多大范围？多大地区？
严海蓉：首先我不是所谓的“专家”，我只是和人民食物主权网络的同仁们通过自身实地调研从而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些许思考罢了。其次，我不知您是如何定义“客观”？是“唯一真正”的吗？现在做中国三农研究的学者非常多，且各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如此，但大家都看到了中国三农问题所面临的问题及其严峻性。第三，您所说的“范围”和“地区”，在我看来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无疑，中国地域广阔，各大地区都有其“特殊性”，因而不能概而论之。但如果拿这一“特殊性”去抹杀它们共享的“普遍性”就会沦为经验主义，出现“一村一理论”的笑话。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出现的背后有其结构性原因的推动，也有地方性因素的影响，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考虑的时候，才会对三农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才不会“盲人摸象”。希望这个问吧成为一个大家一起关注、交流三农问题及其出路的一个平台。
